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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统古今观的思想内涵及其扬弃
2019年07月30日 07:30 来源:中国社会科学网-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:张小平 字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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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新时代,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,以古鉴今,绝不能搞厚古薄今、以古非今;既不能片面地讲厚古薄今,也不能片面地讲厚今薄古,而是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、其不善者而改之的科学态度,牢记历史经验、牢记历史教训、牢记历史警示。

 

 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古与今是一对重要概念,对古今概念的认知、对古今关系的解决方式、对古今的价值评判和态度,构成古今观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。古今问题也是自古至今始终在被关注、思考和解决的重要问题。新时代所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都需要建立在总结历史的基础上,不忘本来,才能开辟未来。

  传统古今观的思想内涵

  对古、今概念的认知。中国古代哲学家对“古”与“今”进行思考时,首先是将二者作为具有相对性的时间概念。比如北宋邵雍提出:“夫古今者,在天地之间犹旦暮也。以今观今,则谓之今矣;以后观今,则今亦谓之古矣;以今观古,则谓之古矣;以古自观,则古亦谓之今矣。”(《皇极经世·观物内篇》),他认识到古与今是不断演进的过程,且具有相对性,因此包含着合理的思想因素。

  实际上,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,古今概念更多地被赋予了社会历史文化内涵,古与今各自代表特定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环境,特别是历史沉淀下来的思想文化及价值观。“古”的时间概念背后,承载的是一种文化资源和文化价值,以及与“今”的关系。以今观古,以古鉴今,相互参照,互为发明。

  对古今关系的认识。每个时代的人对所处时代与之前的各个时代之间关系的认识,特别是对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关系的认识和思考,形成了对古今关系的认识,涉及不同时代的人对之前时代历史文化的认识和评价。孔子在社会大变革中提出“损益”概念,“殷因于夏礼,所损益,可知也;周因于殷礼,所损益,可知也。其或继周者,虽百世可知也。”(《论语·为政》)后代对前代的典章制度、礼仪规范等既有继承、沿袭,也有改革、变通。总的来讲,传统文化中是将古与今视为连续发展的、因果联系的整体,古今之间有损有益,因时而变,但变中又有不变的“道”,探寻的是历史的发展规律。司马迁讲他著史的目的是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”,“通古今之变”即是要找出古今之间历史变革的规律。

  对古今的态度。“厚古薄今”还是“厚今薄古”,抑或“古今一体”,充分反映出人们对古和今关系的价值判断。西方历史上也曾出现怀古派与崇今派之争。前者认为人类历史有黄金时代,由黄金时代、白银时代、青铜时代至黑铁时代,世道人心,江河日下;后者则信奉进化史观,相信历史是由低向高发展进步的。中国历史上的古今之争比之西方愈益持久。百家争鸣时期的老子面对“大道废”,希望回到小国寡民的朴真状态,奠定了道家回归自然的价值取向。孔子面对“天下无道”的乱世,感叹世道日衰、人心不古,表现出厚古薄今、崇古抑今的儒家价值取向。“回向三代”一直是儒家对大道流行的理想社会的精神寄托。而主张变革的法家以及历史上肯定法家思想的革新者(如柳宗元、王安石等)的价值取向是厚今薄古。对古今的态度体现出对社会发展历史的观点,历史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?崇古或崇今的价值观反映出相应的历史观。同时,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是立足于他所处的时代诉求,来解决古今关系,这里贯穿着人们的文化取向和价值取向,古今观也反映出特定时代的价值观。

  传统古今观的思想精华与糟粕

  重视对古代典籍的整理,重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,重视后世为前朝修史,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借鉴,这是中国几千年绵延不绝的优良传统,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能传承至今的主要原因。

  传统古今观不仅与文化传承紧密联系在一起,更与治国安邦紧密联系在一起。探寻“治世”与“乱世”之变动根源,“鉴前世之兴衰, 考当今之得失”,是“以古为镜”的经世功能,也是史学长盛不衰的价值所在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提出,历朝历代的兴衰治乱都是有规律的,他清楚地揭示出以民为本的思想,希望宋朝统治者吸取经验教训,以史为鉴,以得民心为要,从中鉴戒得失。虽然在封建皇权社会,得民心只是手段,维护统治才是目的,但是剥离了封建的外衣,我们看到每一朝每一代都不能完全不顾民心向背,这也让唐太宗说出那句脍炙人口的话:民可以载舟,也可以覆舟。

  传统古今观贯穿着儒家“明道”的价值观。“明道”即明“治天下之道”,以史为鉴戒,从属于倡明“天道”和“人道”。《左传》明确指岀孔子著《春秋》是为了“惩恶而劝善”,体现出是非褒贬的价值观。这种“春秋笔法”被后世的史书一以贯之地承袭下来,惩恶劝善的宗旨成为治史者不可置疑的原则。“明天道, 正人伦,助治乱”,是以古为镜、以史为鉴的核心,鉴戒、惩劝的资治功能延伸到了以史教化的社会功能,正如顾炎武所说:“引古筹今,亦吾儒经世之用。”可以看出,儒家德本位思想在历史观领域起主导作用,使封建统治者均希望“流芳百世”而不是“遗臭万年”,均惧怕“秽迹彰于一朝,恶名被于千载”,因此,对皇权体系起到一定的监督和约束的积极作用。但是,随着儒学纲常伦理的天理化和绝对化,桎梏了人们对古今问题思考的更广阔的视野。明末思想家李贽已经开始了批判,提出不能“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”,抨击复古之主张,主张“与世推移”的历史发展观,认为春秋替三代,战国代春秋都是一种正常的历史发展现象。

  近现代以来对传统古今观的扬弃

 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,顺之者昌,逆之者亡。近现代以来,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接受了进化论的历史观,强调历史是不断进步的。五四运动后,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,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,分析和解释古今变动之原因,论证社会变革的合理性,著《今与古》一文,提出了“今”的历史观,“过去汇集于今,今创造未来。今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中枢”。他自称是“崇今论者”,批判了食古不化、以古为准的思维方式,指出在中国的思想界,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根深蒂固。

  毛泽东高度重视历史具有的启示意义和鉴戒意义,深刻把握历史、现实、未来的内在联系,一再强调“不能割断历史”,要求“从孔夫子到孙中山,我们应当给以总结,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”,提出以“古为今用”“推陈出新”原则处理古今关系,要求“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”,不仅要通过古为今用发挥史学的社会价值,也要重视它的科学价值,使它具有真实性、全面性和科学性。

  在新时代,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,以古鉴今,绝不能搞厚古薄今、以古非今;既不能片面地讲厚古薄今,也不能片面地讲厚今薄古,而是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、其不善者而改之的科学态度,牢记历史警示。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,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,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、社会、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、兴与衰、安与危、正与邪、荣与辱、义与利、廉与贪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。按照新时代的特点和要求,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,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,激活其生命力;按照时代的新进展,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、拓展、完善,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,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,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。

  以古为镜,鉴古知今;会通古今,知古知今。古和今赋予了更丰富的时代内涵和更广阔的时代背景。东汉思想家王充有句名言:“知今而不知古,谓之盲瞽;知古而不知今,谓之陆沉。”陆沉的意思是泥古而不与时俱进。今天的“以史为鉴”应该站在世界史的宏阔视野之上,对世界各国的兴衰历史进行借鉴,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,还要睁眼看世界,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,去其糟粕,取其精华,从中获得启发,为我所用。正如有学者云:“知中而不知外,谓之鹿砦,知外而不知中,谓之转蓬”,意为古今中外都需要了解,否则就会或陈腐愚昧、思想禁锢,或失去根基、随风飘转。

  坚持唯物史观为主导,不仅要坚持生产力标准,也要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多个角度看古今历史,参照不同的历史观,突破儒家道德的单一标准和价值观。

  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,中华文明是具有包容性和内在生命力的文明,古往今来不断地延续着生机与活力。在几千年的传承历史中,历经坎坷曲折,遭遇多次严峻挑战,都能凤凰涅槃,民族更加凝聚,文明得以创新发展。新时代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,不断改革,锐意进取,必将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辉煌的明天!

 

  (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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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:张小平 工作单位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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